深度揭露皖南事变的真相(3)

2017-02-23 9:22 来源:邪恶报 作者:佚名

  而叶挺是个自尊心极强、性格极倔强的人。广州起义失败后,他不服李立三和王明的压制,曾愤然脱党出走。项英一看到叶挺,就用有色眼镜看他:“他对党对革命还能忠诚吗?”“他能接受党的领导吗?”这些想法,中共中央领导人起初也有过,项英也知道毛泽东、党中央开始对叶挺并不信任,可是经过面谈和一段时间的观察,中共中央对叶挺已经完全信任。而项英的思想一直没有转过弯来,一直把叶挺作为统战对象来看待。所以在新四军中出现了军长的命令,需要副军长批准的怪现象。为此,叶挺忍无可忍,曾于1938年两次离开军部出走,后经劝解回来。周恩来还亲赴新四军军部调解叶、项矛盾。

  毛泽东曾多次致电项英,提醒他“对新四军的政治领导不能改变,但应尊重叶挺的地位和作用”,“军事指挥交由叶挺来办”,“在新四军中进行教育,以确定对叶挺的正确态度”,“请始终保持与叶挺同志的良好关系”。

  多方调解下,叶项的抵牾有所缓解。然而,根本性的分歧没有消除,并出现在了皖南事变爆发前夕。

  其实,中共中央早已确定了新四军向东、向北发展的指导思想。对此,项英从一开始就不积极,犹豫不决。出于对军部安全的关心,中央屡次致电项英,提出“皖南军部以速移苏南为宜”。陈毅、粟裕等同志也纷纷给项英发电报、写信,劝他早下决心,争取主动,尽快把军部迁往江北或苏南。但由于项英长期从事游击战争,害怕东进、北上深入敌后无山地依托,难以生存发展,一直下不了移动决心。他给中央发了许多很长的电报,一再强调移动有困难,有危险。叶挺则认为,中央立足全局提出的军部转移要求,及时而重要,应当坚决执行,不应从中作梗。他向项英明确表示:他理解党中央的意图,拥护党中央的指示。但叶挺也清楚,自己一个党外人士的意见算得了什么?他抱定这样的态度:自己有意见要说明白,项英听不听,那是他的事,他有决定权。

  直到1940年12月,形势已万分紧急,毛泽东也再三催促,可项英仍顾虑重重,对北移不置可否。

皖南事变的真相:情势危急,新四军决定冒险南下

  12月9日,蒋介石发电:“限令黄河以南八路军新四军,至1940年12月31日前必须开到黄河以北地区;长江以南新四军限于1940年12月31日前开到长江以北地区,并于1941年1月31日前撤到黄河以北地区。”

  12月10日,曹甸战役炮火连天,蒋介石给顾祝同发出特急电报:

  (一)察苏北匪伪不断进攻韩德勤部,为使该军江南部队(新四军)不致直接参加对韩部之攻击,应不准其由镇江北渡,只准由原地北渡,或由该长官另行规定路线。

  (二)该战区对江南匪部,应照前定计划,妥为部署。如发现江北匪伪竟敢进攻兴化,或至期限该军仍不遵令北渡,应立即将其解决,勿再宽容!

  12月16日,曹甸战役因八路军、新四军无法取胜而草草收场。

  受此鼓舞,国民党军方领导人想在军事上彻底解决中共威胁的愿望愈发强烈。何应钦直接上书蒋介石,要求第三战区应准备“立即将江南新四军予以解决”。胡宗南干脆拟定了进攻中共“首都”延安的作战计划,并密电蒋介石,要求蒋乘正面敌情“甚和缓”之机,“调整战略配置”,增调部队到陕甘,以“应付非常事变”。白崇禧扬言:“此次对于军事已有把握,不至再败”,并力主由第三战区和皖北桂系军对皖南新四军实施南北夹击。

  基于抗日大局的需要,蒋介石对军事将领的种种要求,坚不松口。他的基本方针是:“一面则准备军事,一面则仍主政治方法解决,不使全面破裂。”问题是,手令既下,时限既定,已成骑虎之势。批准了军令部的《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》,就意味着国民党军必定会对黄河以南抗命不遵的中共军队展开行动,届时国共之间难免会出现全面破裂的危险。

  事实上,蒋介石敢于批准军令部的计划,很大程度是基于对苏联政策的估计。在他看来,中共的态度受苏联的影响很大。而苏联与日本此时关系紧张,对国民政府则态度友善,他相信,即使发生战事,至少“中共当不致扩大叛变”。但他毕竟没有十成的把握,为此,他不得不尽力限制冲突烈度,以便在万一必须驱赶中共军队的情况下避免破裂两党关系。因此,他绝不同意胡宗南的陕北作战计划,坚持其他地方必须暂取守势,且希望实施《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》时,能把战事局限在“中央提示案”所规定的部队移动范围之内,以便师出有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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