立春的习俗从鼎城走向消退的过程(3)

　　1983年出版的四川《武阳镇志》对此可以提供一定的佐证，这部新编镇志对迎春有比较具体的记述：“立春的习俗叫打春（具体时间在历书上载明），在旧社会要举行打春仪式，即由县太爷执鞭打纸扎耕牛，表示催耕之意，打春前一日叫迎春，县太爷坐梅花轿，左脚踏金，右脚踏银，游通城，仪仗队沿途吆喝，警备队枪上插春花跟于后，直至春敞霸（今新津一中内操场），由县太爷亲耕三犁，以示重农。建国（解放）后，废除这种仪式。” 这里的记载只是追忆迎春的场面，但是举行的年代并不清楚。由于迎春的活动在中华民国二十五年被明令禁止，所以这里讲述的迎春只能是在此以前的情形。

　　民国初年，迎春礼俗的不禁而止，可以认为完全是出于政治上的原因。从汉代到清代的近两千年，尽管朝代更替，但是社会结构并没有改变，在迎春礼仪中“，演员”和“观众”的角色及相互地位也没有改变。改变的只是具体的事象，而不是礼仪的结构。

　　因此尽管朝代更替，立春礼仪却传承了下来。但是“社会戏剧”

　　的主角，清代的政府官员，在辛亥革命后，随着封建帝制的灭亡而消亡，那么“戏剧”当然不能再继续“演出”，没有“演出”，当然也就没有“观众”。在民国初年的革命高潮之中，清王朝是革命的对象，那么新政府的官员们对于这个反动王朝遗留的礼仪惟恐避之不及，所以这个礼仪不禁而止。

　　后来在一些地区偶尔又恢复了立春的习俗迎春礼仪，这应该与辛亥革命的高潮过去之后，政治上复辟和思想上复旧的社会大背景有一定的关系。这一方面说明立春的习俗功能并没有丧失，社会还需要这个农业礼仪；一方面说明旧礼俗和旧习惯并不会轻易退出历史舞台，正如山东《广饶县志》所说“：民国改用阳历，提倡过阳历年节，始尚举行，后督促渐懈，仍然趋重阴历，旧习惯照旧存留。” 在云南，迎春礼虽然“人民国后已废除，惟民间沿习已久，今尚有在家举行迎春者。” 家中的迎春当然不同于官方的礼仪，但是这表明了迎春礼俗同样具有民俗的传承特征，即使消除，也还具有历史的惯性。这种过去的官方礼仪与现时的环境已经不相适应，在辽宁锦西仅仅举行了一次，在四川尽管举行的次数不详，但是后被上级政府禁止，也说明这种旧的礼仪已经不再符合当时的需要。这个礼仪毕竟是旧时代的产物，在倡导新生活新文化的30年代依然举行清代的礼仪当然不合适，遭到上级政府的禁止是必然的。但是立春作为农业节令的地位不容忽视，立春的习俗礼仪的恢复说明传统的礼俗还有一定的社会基础，立春这个节日在中国有着特殊的意义，也就是作为重要的农业节日的意义。在这种情势下，创制一个类似的节日取代旧的节日，举办一个新的礼仪活动替代迎春礼仪，显然是十分必要的。这就是民国时期农民节产生的前提。

立春食俗